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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常培（1899—1958），字莘田，北京市人，满族。著名语言学家。曾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著有《厦门音系》《临川音系》《唐五代西北方音》《汉语音韵学导论》《语言与文化》等。
王均
《语言与文化》是一位开拓型的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先生撰写的一本探索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小书，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
罗常培(1899—1958)，字莘田(心恬)，号恬庵，满族。他没有家学渊源的门第优势，全凭“玩儿命的苦干”，而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他一生严格要求自己，热心帮助他人，热情培植后辈，披荆斩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途径，成为语言学界众所公认的承前启后的学术带头人，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创所第一任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从1928年起，罗先生曾先后应聘担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等职。他对传统音韵学有深厚的功底，既熟悉古代和当代的音韵事实和研究成果，有自己的重大贡献，又关注国际学术界的新动向、新信息，对近人和西方汉学家的中国音韵学论著有锐利批判的眼光，因此在评介西方有关学术论著时，能一语中的。他在同赵元任、李方桂先生合译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时，实际是边翻译、边增补订正，为原著者所钦服，也为翻译世界学术名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先生的强项原本是汉语音韵学和语音学，他用现代语音学的术语和发音原理把被古人弄得艰深难懂的“天书”，化玄奥为浅显，拓展了音韵学研究的新天地。一本七八万字的《汉语音韵学导论》(原名《中国音韵学导论》)，八易其稿，整整经历了二十五年，才在1950年出版，他还想把它用语体文重新改写。他是一位真正看重“小书”的权威“大家”。
《语言与文化》 罗常培著 北京出版社 2016年8月。
语言学的敏感和与时俱进的性格，使他每一本著作都有一个新的境界。例如，继《厦门音系》之后，1933年夏，先生到青岛，乍一遇见游国恩先生，就发现临川方言三个音韵特点，因而产生了第二部方言著作《临川音系》。他检索前人著作，发现七十年前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著作所论过于简略，就自己努力垦辟这块土地。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先生在完成《临川音系》研究的同时，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见本书附录三)。这就是说，从20世纪30年代起，先生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
抗日战争期间，罗先生随学校南迁到昆明西南联大。在日机轰炸之中，先生想到费孝通先生在《关于功能派文化论》里说他老师马邻诺斯基(B.Malinowski)教授在第一次欧战期间在新几内亚之北、所罗门岛之西的一个叫做Trobriand 小岛上工作，使该岛成为功能人类学的发祥地的故事，于是他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方面，尽量发掘云南这块语言学的黄金地。他不仅鼓励他的学生这样做，他自己也以身作则，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眼睛看着语言，更注意语言与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他随时随地搜集资料，思考问题。他随时带领着他的学生们垦荒辟野，开拓前进。(详见本书附录四)
1939年至1943年，先生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开训诂学课，他一改前人从古书堆里讨生活的旧习，参酌中外文献，把训诂学和词汇学、语义学、语源学汇为一体，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我们看到先生的部分手稿和卡片、夹页当中，就有古词语及其古音构拟以及某些材料的外文书写形式等，有古文献和国外文献中与本书有关的部分语言资料。可见《语言与文化》一书的部分内容，在先生讲授训诂学时已经着手酝酿。本书自序中先生也说：“1943年夏天，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办的文史学讲演会，我曾用‘语言与文化’这个题目公开讲演过一次，并且由马汉麟同学把讲演纲要记录下来；这本书的间架从那时起就建立起来了。”
1943年，先生应邀到云南大理县帮助重修县志。先生一面抽暇在大理中学找少数民族学生记录他们的语言，同时留意搜集有关文史资料。这就产生了连续在南开大学《边疆人文》和《边政公论》上发表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和《再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三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以及综合三文重订汇成的刊载在本书“附录一”的论文。这一论文确立了云南“南诏”族属是彝缅族的民家(白族)而不是侗台族的摆夷(傣族)的学术定论。我们从先生《苍洱之间》、《蜀道难》两本游记中可以看出：先生在他公差外出和旅游途中，当旅伴们游山逛水的时候，他却随时还在搜集语言文史资料，有时还得挑灯夜战，埋头抄写。友人也帮助他搜集。一有所获，先生往往狂喜欢呼，体现了一位全身心投入的执著学者广泛的学术兴趣和念兹在兹的趣味和毅力。
1944年冬，先生应邀赴美讲学，仍继续他的资料搜集工作。先生在本书自序里说：“1945年旅居北美西岸的客来而忙(Claremont)，每周末忙里偷闲地补充了一些材料，可是……始终没机会写定。”他的学生美国著名记者罗伯特·伊·沃克所写《罗常培在美国》一文里写道：“在朴茂纳大学的年鉴上这样写着：‘……东方语言的专家，同时也是学生习惯用语的专家(着重号是笔者加的)。他关于学生生活、学生用语、俚语等的研究是在学生饭厅、宿舍里的讨论会、晚会以及其他学生集会的场合进行的。到处有他的足迹’”；“朴茂纳大学校长伊·威尔逊·莱因，他本人也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和大学校长，就说过：朴茂纳从来‘……没看到一位外国学者这样如饥如渴地学习’”(《罗常培纪念论文集》第396，397页)。可以说明，本书许多材料也是先生赴美讲学期间先后搜集的。加上他在国内研究中外文献、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时的札记和记录，取例赅括古今中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透视该民族的文化特点，形成了本书的框架和内容。这是先生从语言学的研究扩展到语言与民族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从语言学跨进人类文化语言学的艰苦而坚实的探索。其目的是“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座桥梁来”。
可以看出，一方面，先生主动接受萨丕尔、帕默、布龙菲尔德、泰勒、马邻诺斯基的语言学和文化学思想理论，体现了中西包容、互相补充借鉴的精神；同时他强调：“语言学的研究万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资料以内，必须扩大研究范围，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因此，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化语言学兴起时，学者们没有忘记先生筚路蓝缕之功，把先生和这本著作称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先驱’和‘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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